A SPIDER FROM MARS

July 26, 2005

冼岩:朱将军放言“核攻”的话外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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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日前在会晤来自香港的一个记者团时说,如果华盛顿军事介入台海冲突,中国可向几百个美国城市发动核攻击。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将领这种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引起外界强烈反应,美国某议员当即致函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严厉指责朱少将以“核攻”威胁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第二天作出反应,称朱成虎的说法“高度不负责任”。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朱成虎的讲话反映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与此同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绝不容忍台湾独立,而且不允许任何人通过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国际舆论及中国民间对朱将军言论的抨击、猜测之声,至今不绝于耳。但是,由于评论者对中国政治运作的内部机制及中国当 前的国际处境缺乏明晰观照,种种议论大多流于隔靴搔痒,不能中其鹘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现行体制下,朱成虎的讲话绝非情绪宣泄,而是深思熟虑的动作; 它也绝不仅仅只是“反映他个人的观点”,而是在执行官方某种布署。作为现役高官, 朱成虎们并非不可拥有与官方立场不同的个人看法,但这种看法不会在面对境外媒体的 敏感场合公开发表。象刘亚洲那种“务虚”言论已引起外界众多猜测,更何况是在这种 可能引发中美关系重大风波的现实问题上?

一,朱成虎讲话负有何种使命?

从朱成虎讲话内容看,无非是在台海问题上对美国发出核威胁,阻吓其军事介入台海冲 突。这一警告毫不新鲜,中国军方高官早已作过类似警告;即使无人警告,美国决策层 在判研是否“军事介入台海冲突”时,也不可能不想到这点:谁都知道中国为什么要研 发核武器,美军如介入台海冲突,形同中美两国正式开战;战略核武器作为中国唯一可 能有效反击美国的手段,不可能束之高阁。既然二战后期已居绝对优势的美军为避免自 身伤亡、加速战争进程都可以扔下原子弹,在常规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先启核武 并不令人意外。先启核武虽然违背了中国历来宣称“不首先动用核武器”的立场,但美 国如军事介入台海冲突,已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践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此时中 国因势变通修改自己的核武政策,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对这一点彼此已心中有数,还有什么必要将它提到桌面上来、授人以柄,加剧中国 方面所不愿见的中美紧张?显然,朱成虎讲话,不是讲给早已心知肚明的美国决策层 听。有美国国防官员称,朱成虎讲话是向所有亚洲国家发出信号,表示中国并不惧怕美 国的军事力量–这种说法同样是强为之解,中国发出这种信号毫无意义,只会被视为虚 张声势。

站在中美关系大局上作俯瞰,朱成虎讲话很可能标志着中国在与美国较量的策略水平上 已上升到一个新层次。这种策略提升源于对美国国内政治运作机制认识的提升,与中国 不同,美国并非单一权力即能作出重大决策的国家,政府决策不但受立法机构、党派政 治层层制肘,而且必须接受舆论监督,争取民意认同。从根本上说,没有民意的支持, 美国政府难以实施任何重大举措。在前年的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就是通过炮制“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及“9.11与伊拉克有关”等“错误情报”误导民众,从而赢得民意发 动战争。民主美国在作重大决策前,一定要造成民众认同,但这种认同不能通过强迫形 成,只能通过信息诱导。由于美国政府无法垄断开放社会的全部信息,别的势力也能利 用信息影响美国民意。当人心成为战场时,围绕对美国政府决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美 国民意,心理战将层出不穷。

朱成虎讲话标志着中国将积极而巧妙地参与这一场异时空的人心争夺战。毫无疑问,如 果将来美军介入台海冲突或主动发起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首先获得相当广泛的民意 支持及认同。从伊拉克战争经验看,如果美国政客已决意动手,他们总能找到动手理由 ,没有理由就炮制理由。在按照西方价值标准定义的“道义”层面,中国政府无力与美 国政府竞争民意同情;但是,如果美国人民已充分认识到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所可能导致 的严重后果(核战对他们自己的严重伤害),他们会倾向于不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 段,阻止政客们发动战争。美国决策层如果已决意动手、冒险以求一逞,他们必然尽可 能扭曲事实真相,弱化军事行动后果的严重性,骗取民意支持。因此,对美国民众的信 息传播越早越好;如果已处在对立状况下,美国民众可能因为逆反心理不信任中国方面 发出的信息。越早让美国人形成中国“不惜核战”的印象,潜移默化下可能根深蒂固, 到时即可增加美国政府扭曲信息、愚弄民意发动战争的难度。

及早介入,未雨绸缪,侧面出击,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决策层对美国政治的深入认识及对 中美态势的清醒把握。

二,为什么是“个人观点”?

在及早介入心理战的基本方针确定后,剩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实施,怎么避免副作用。公 开以“核攻”威慑美国,这既与中国长期坚持的“不会在发生冲突时首先动用核武器” 立场不符,又表现出对美国的强烈敌意,与中国欲继续谋求中美缓和的主旋律不符。因 此,这种观点不能直接以政府立场宣示,只能以形式上的“个人观点”、实质上的官方 立场传递。发言者必须具官方身份,但又不能在第一线正面位置上,这样既可清晰传递 信息、不易遭人误解,又不会惹出大麻烦;发言场合也须斟酌,既不能在官方正规仪式 上,又不能在纯私人场合,只有在有境外媒体介入的类似学术研讨活动中,声音才既不 会被湮没,事后又可撇清。

实际上,这种以“个人观点”传递官方信息的方式,是西方国家惯伎。西方民主社会由 于官员言论不必强求一致,形成了多元表达、多向出击的机制。这种多向度、多层面表 达不同信息的机制,具较高灵活性,能完成复杂的外交动作及信息表达,达到多层次的 复杂目的。在这方面,中国才刚刚起步。在军界制造一些“杂音”,让外界以为中国存 在一个“鹰派”,让他们表达中国政府不方便直接表达的一些信息,这是一种成功尝 试。这样不但能够做到“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而且能够在同一时间表现出 “该硬的地方硬,该软的地方软”,改变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只能发出一个声音的僵硬、 被动状况。之所以选择军界,很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军界内控严密,不易出差错;而且它 相对封闭,外人难近虚实。另一方面,军界离实际的政经操作较远,他们的强硬姿态不 会给对外交往造成太大实际困难。

正因为要玩这种游戏、要向美国人民传递明确信息,因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立即公 开否决朱成虎“核攻”观点,而是含糊其词、避重就轻,给外界留下消化的时间。有人 以为,美国议员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其实,不管有没有朱成虎讲话,美国政客对中国 的批评、指责、愤怒照样时时发生,“中国威胁论”照样甚嚣尘上。在某种意义上,这 正是美国政府利用多元化私人表达渠道向中国施加影响而自己无须承担后果的一种方式 ,不理它、当作没听见就对了。

三,为什么是现在?

既然中国已找到一种及早介入美国民众心理、影响其舆情、进而牵制其决策的手段,为 什么现在才使出?这一问题绝非无关紧要,由此可推导出对中美关系现状的清醒判断。

1990年代冷战终结后,中国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一直试图“融入主流国际 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采取的是“尽力迎合”姿态,除政权及其稳定不容摇动外 ,一切都可尝试“与国际惯例接轨”;积极加入WTO,就是中国奋力迈出的有去无回一 步。这其间,中国积极靠拢美国犹恐不及,当然不会想到还要玩什么小动作。经此数年 努力后,克林顿终于承认中国“战略伙伴关系”地位,至此主流国际社会的大门中国可 说已迈进去一只脚。但就在此时,2000年小布什当选,风云突变,美国针对中国的“遏 制”行动处处升级,中国徒感压力倍增。在长期无准备下,勉强维持面子不失已难能可 贵,一时间难找到主动柔性出击的具体方略。

9.11带来转机,为修复中美关系提供了天赐良机。中国虽然还心怀疑虑,担心美国会不 会再象冷战终结后那样过河拆桥,但毕竟心存侥幸,希望从此开辟中美关系新篇章;何 况中国除此外也别无更佳选择,总不能自己争取成为美国打击的首要目标吗?中国积极 投入“全球反恐”、积极斡旋朝核危机,为美国反恐大业出力不少,纵无功劳,也有苦 劳。伊拉克战事结束后,中国对美国“观其言,察其行”,冷静观察它到底打算如何对 待自己,此时可说已是中美关系维持实质良性的最后机会。

但是,美国的系列动作很快粉碎了中国尚存侥幸。年初小布什在再次当选的就职演讲中 宣称:“合众国的政策是寻求和支援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机构,以期实现 在世界上根除独裁的终极目标”,这意味着美国在“反恐”尘埃落定后已准备将战刀指 向新目标。借口,总会有的,意识形态就是最好借口。

中美两国的战略冲突是新兴大国与老牌帝国在全球既定资源利益格局下的必然,它既不 会因中国“积极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姿态而化解,也不会因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而消 失。从美国冷战时种种做法及冷战后对待政治转型的前苏东国家的态度看,政治制度与 意识形态只是美国战略进攻的借口,美国不可能将别国的制度建设置于自身战略利益之 上。美国之所以极力诱迫中国政治转型,目的是希望中国耽于内耗,无力对美国形成挑 战。至于中国内乱会否导致社会秩序紊乱,使许多中国人基本生存陷入困境,这不是美 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消弭中美战略冲突的可能形式只有两个,一是中国国力急剧衰 退,不再具有战略对抗能力;二是美国出现新的、更具威胁性的挑战者,如9.11。

在对美国不再抱幻想、明白一味小心谨慎无济于事、再怎么“韬光养晦”人家也不会放 过你后,怎么应对美国咄咄逼人态势的问题即不容回避。当下,中美关系趋复杂化,既 不是正面对抗,也不是真诚合作;既合作不缀,又磨擦不断。因此,中国对美国也须采 取多层次、多向度的应对手法。既不能一味顺从,也不能正面硬抗;既要有利、有节, 又要以柔克刚。正是在这种复杂局面的多重要求下,新型应对方式应运而生。它不但已 成功运用在中美关系上,也以另一方式运用在近期麻烦不断的中日关系上。

身处当世,中国人既充满希望,又倍感艰辛。展望未来,如果没有美国的层层阻难,中 国社会循良性轨道而进的希望很大,其它因素难对“中国崛起”构成重大阻碍。这也是 美国不肯放过中国、死死盯紧中国的原因。中国若崩溃,必崩于美国的软硬兼施、步步 进逼下。环绕中国的索链已越拉越紧,却还有不少中国人在梦想着准备享受美国赐予的 自由太平!

商女不知亡国近,隔江犹舞后庭花。

June 27, 2005

敏感、銳利的紐約客──伍迪·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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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伍迪·艾倫,常常會得到兩極化的反應,不論這些印象是來自他的作品或他的私生活。然而不可否認,這位身兼導演、劇作家、演員、爵士樂手的人物為喜劇片注入了新的元素,那些夾雜在可笑人物、連珠砲對白中對人生哲學及人性的探討宛如當頭棒喝,直使人在嬉笑之餘猛然驚醒。

  1935年12月1日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的伍迪·艾倫原名Allen Stewart Konigsberg,父母分別是來自蘇俄及維也納的移民,即使他們均在美國出生,但仍保有相當多的家族規範,因此伍迪是在一個極為傳統的猶太家庭中成長。他們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好,父母常因此爭吵,而這些「兒童不宜」的畫面深植在小伍迪的腦海中,並化身為他日後的作品中一對對喋喋不休的怨偶,不過有趣的是這種生長環境並沒有讓他養成暴躁易怒的人格,相反地,他極少發脾氣,就連面對NG了十數次的演員亦然;而敏感、神經質性格的養成一部分是因為父母習慣性的爭吵引發對小孩的不耐,再加上小伍迪一直相當倒楣地老是遇上奇怪的褓姆,使得他從原本的開朗轉化為自閉內向,與家人們大剌剌的舉止簡直是南轅北轍。即便如此,伍迪在小時候仍展現了相當驚人的記憶力,但這並未讓他成為備受寵愛的資優兒,因為似乎所有的規矩都束縛不了他,因此他是家裏的磨娘精、老師眼中的麻煩人物,好在他很早就把這番天賦專注於電影上,因地利之便,走個幾步路就有戲院,伍迪於是得以自在地浸淫銀幕世界。

  自十七歲起,伍迪·艾倫就開始用這個藝名。1953年他進入紐約大學修習電影課程,不過很快地就因當掉了「電影製作」這門課而休學,此時他開始嘗試編劇的工作,最初受僱於喜劇演員大衛·艾爾伯(David Alber)。漸漸地他也為電視寫劇本,還曾身為派特·布恩(Pat Boone)的傳奇性電視劇《Your Show of Shows》的員工之一,不過薪資仍然相當微薄。在電視界的五年中,他還曾獲得艾美獎提名的肯定,所以努力並沒有白費,不過這番景況卻令他有些施展不開的感覺,終於他決定要成為一名表演者。在一段時間巡迴紐約各俱樂部的表演後,伍迪總算闖出了名堂,成為脫口秀表演中的常客,還在一九六四年發行了以自己為名的首張喜劇唱片。

  1965年,伍迪·艾倫首次參與電影工作,在克里夫·多納(Clive Donner)的笑鬧劇《What’s New, Pussycat?》中擔任編劇及演出,一方面仍持續他的脫口秀表演,但礙於時間的因素,次數已明顯減少了。六六年《What’s Up, Tiger Lily?》這部配上英語對白、描述日本間諜的爆笑電影可是完全依他的故事線而成。

  1967年在參與演出模仿○○七的《Casino Royale》後,他的劇作《Don’t Drink the Water》於百老匯上映,知名度大為提高。一九六九年,伍迪為CBS電視台執導了兩部短片──諷刺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城市之光》(City Lights)的《Cupid’s Shaft》及另一部改編自《Pygmalion》的作品,他還在後者當中飾演一名猶太教士。

  伍迪·艾倫躋身為導演的第一部作品應該要算是1969年嘲弄幫派電影的《Take the Money and Run》,除了執導之外他還參與編劇及演出,而他的電影導演的身分到了1971年的《香蕉》及隔年的鉅作《性愛寶典》後更加確立。1972年,伍迪接著參與了赫伯·羅斯(Herbert Ross)的劇情片《Play It Again, Sam》的演出,隨後在73年又推出了自己執導的科幻喜劇《傻瓜大鬧科學城》,這部關於未來的奇想片笑料百出,再加上伍迪逗趣的模樣,著實令人絕倒。在幾部怪異風格的作品後,1975年的《愛與死》是伍迪·艾倫企圖將自己定位為嚴謹導演的關鍵作,這部描述拿破崙戰爭的諷刺劇囊括了多數歷史考證、俄國文化及電影,使其成為專供知識分子欣賞的高檔喜劇,明顯別於他以往的作品。

  1977年,榮獲奧斯卡的《安妮霍爾》是伍迪·艾倫創作生涯中的一大突破,這部苦中帶甜、深入探討人性的作品為喜劇樹立了新典範──談論靈魂探索及哲理,縱使當初使用的非線性敘述仍相當實驗性,尤其他在片中常直接面對鏡頭對著觀眾說話的方式;《安妮霍爾》不論在票房及影評方面均告捷,亦宣告了美國富智慧暨複雜性的喜劇新紀元的啟始。隔年,伍迪·艾倫推出與他一往幽默迥然不同的《我心深處》,深沈的氣氛讓人立刻聯想到他的偶像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然而這部獲得奧斯卡兩項提名的作品毀譽參半,其中有許多負面的批評是針對伍迪·艾倫竟如此馬虎地將自己的喜劇天分踐踏了。

  79年的《曼哈頓》再度將觀眾對他的信心拉了回來,整部片的成果也十分斐然,這部自傳性作品歌詠了伍迪對紐約的熱愛,並透過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的音樂、黑白畫面散發了無比的光彩,實為伍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隔年的《星塵往事》描述一位電影導演面臨觀眾對他的期盼及其本身的自我理念實現間左右為難的故事,無不使人聯想到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不朽經典《8 1/2》。82年《仲夏夜性喜劇》的靈感來自柏格曼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兩者,也是伍迪首度以他的新歡米亞·法蘿(Mia Farrow)擔綱的作品,而隔年結合新聞影片的力作《變色龍》讓伍迪的魅力持續延燒。

  在84年《百老匯丹尼·羅斯》之後,伍迪推出絢麗的《開羅紫玫瑰》,這部向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的代表作《Sherlock Jr.》致敬的作品描述一位婚姻不如意的婦女在電影院中的一連串奇遇,令人著迷。隔年的傑作《漢娜姊妹》為伍迪嬴得第二座奧斯卡最佳原著劇本獎,很多人還因本片拿他和俄國的劇作大師契可夫(Chekhov)相提並論。86年以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當年嚇著了不少人的廣播劇《火星人入侵》為背景的《那個年代》可謂是伍迪這幾年來的喜劇力作,但他仍然朝著柏格曼式的路子走去,因此接連推出了《情懷九月天》和《另一個女人》兩部劇情片,只不過並未獲得觀眾和評論界的認同,至八九年尖銳的《罪與愆》雖然獲得了三項奧斯卡提名的榮譽,但也為伍迪執導筒的第一個十年劃下了一個暫歇號。

  進入90年代後,伍迪收斂起先前作品中時而浮現的傲慢態度,並在有限的預算之內罔顧時下潮流、執意為忠實的觀眾群拍攝他想要呈現的作品,包括90年的《艾莉絲》和92年的《影與霧》,但反應卻不盡理想,於是他又返回原來的創作形式拍攝《賢伉儷》,以真實電影的方式探究一段支離破碎的婚姻,然而這個故事竟活生生地發生在他和妻子米亞·法蘿身上,因為此時他倆正式宣告仳離,為的是伍迪和養女順宜(Soon-Yi)發生畸戀,米亞·法蘿還向法院申請保護令,讓伍迪不得再接近他們倆人共同領養的孩子。這件事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儘管現在伍迪和順宜已正式結為夫婦,這個行徑多數人仍無法接受。

  醜聞風波後,伍迪徵召了前任愛侶兼工作伙伴黛安·基頓(Diane Keaton)演出《曼哈頓神祕謀殺案》。94年,伍迪以《百老匯上空子彈》再度嬴得影評的青睞及七項奧斯卡提名的殊榮,95年《非強力春藥》又再度獲獎;96年,伍迪推出首部歌舞片《大家都說我愛你》,網羅了多位知名影星共襄盛舉,叫好又叫座。然而接連出現九七年的《Deconstructing Harry》和98年的《Celebrity》這兩部讓人相當失望的作品,教人不禁懷疑這位多才多藝的導演是否已江郎才盡。
儘管如此,伍迪·艾倫的作品還是值得一看,因為他以喜感又生活化的方式鮮活地傳達了現代人的焦慮,看著劇中人盤桓在兩難間、叨叨絮絮地訴說著自己的苦處,不管你是不是身在紐約,那配合著爵士樂或Big Band所襯托出的都會感絕對能使你感同身受,並不知不覺地將內心深處的疑難隨之告解、宣洩出來。

【伍迪·艾倫作品一覽】

·The Curse of the Jade Scorpion(2001)──製作、導演、編劇、演出
·Waiting for Woody(2000,電視節目)──飾演自已
·Cyber World(2000)──配音
·Pick up the Pieces(2000)──演出
·Small Time Crooks(2000)──導演、編劇、演出
·Company Man(2000)──演出
·Light Keeps Me Company(Ljuset haller mig sallskap,2000)──飾演自己
·Sweet and Lowdown(1999)──導演、編劇、飾演自己
·Celebrity(1998)──導演、編劇
·美國電影學院百部美國佳片(AFI’s 100 Year⋯100 Movies,1998,電視節目)──飾演自己
·小蟻雄兵(Antz,1998)──配音
·The Impostors(1998)──演出
·Wild Man Blues(1998)──飾演自己
·坎城四百擊(Cannes⋯les 400 coups,1997)──飾演自己
·解構哈利(Deconstructing Harry,1997)──執導、編劇、演出
·Liv Ullman scener fra et liv(1997,旁白)
·Count Mercury Goes to the Suburbs(1997)──編劇
·Just Shoot Me(1997,電視影集)──客串電話中的聲音
·大家都說我愛你(Everyone Says I Love You,1996)──執導、編劇、演出
·Death Defying Acts(1995)──編劇
·The Sunshine Boys(1995,電視節目)──演出
·非強力春藥(Mighty Aphrodite,1995)──執導、編劇、演出
·Don’t Drink the Water(1994,電視節目)──執導、編劇、演出
·百老匯上空子彈(Bullets over Broadway,1994)──執導、編劇
·曼哈頓神祕謀殺案(Manhattan Murder Mystery,1993)──執導、演出
·賢伉儷(Husbands and Wives,1992)──執導、編劇、演出
·影與霧(Shadows and Fog,1992)──執導、編劇、演出
·Scenes from a Mall(1991)──演出
·艾莉絲(Alice,1990)──執導、編劇
·罪與愆(Crimes and Misdemeanors,1989)──執導、編劇、演出
·Somebody or the Rise and Fall of Philosophy(1989)──編劇
·大都會傳奇〔New York Stories,第三部分「伊底帕斯災難」(Oedipus Wrecks), 1989〕──執導、編劇、演出
·另一個女人(Another Woman,1988)──執導、編劇
·情懷九月天(September,1987)──執導、編劇
·李爾王(King Lear,1987)──演出
·那個年代(Radio Days,1987)──執導、編劇、旁白
·Meeting Woody Allen(1986)──編劇、飾演自己
·漢娜姊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1986)──執導、編劇、演出
·開羅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1985)──執導、編劇
·百老匯丹尼·羅斯(Broadway Danny Rose,1984)──執導、編劇、演出
·變色龍(Zelig,1983)──執導、編劇、演出
·仲夏夜性喜劇(A Midsummer Night’s Sex Comedy,1982)──執導、編劇、演出
·To Woody Allen from Europe with Love(1980)──演出
·星塵往事(Stardust Memories,1980)──執導、編劇、演出
·曼哈頓(Manhattan,1979)──執導、編劇、演出
·我心深處(Interiors,1978)──執導、編劇
·安妮霍爾(Annie Hall,1977)──執導、編劇、演出
·The Front(1976)──演出
·The Making of “The Front”(1976,電視節目)──飾演自己
·愛與死(Love and Death,1975)──執導、編劇、演出
·傻瓜大鬧科學城(Sleeper,1973)──執導、編劇、演出、作曲
·Play It Again, Sam(1972)──編劇、演出
·性愛寶典〔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But We’re Afraid to Ask),1972〕──執導、編劇、演出
·Men of Crisis: the Harvey Wallinger Story(1971,電視節目)──執導、編劇、演出
·香蕉(Bananas,1971)──執導、編劇、演出
·Hot Dog(1970,電視影集)──演出
·The Woody Allen Special(1969,電視節目)──編劇、飾演自己
·傻瓜入獄記(Take the Money and Run,1969)──執導、編劇、演出
·Don’t Drink the Water(1969)──編劇
·皇家夜總會(Casino Royale,1967)──編劇、演出
·What’s Up, Tiger Lily?(1966)──製作、執導、編劇、旁白、演出
·風流紳士(What’s New, Pussycat?,1965)──編劇、演出
·Hullabaloo(1965,電視節目)──客串演出
·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1964,電視影集)──飾演自己
·Candid Camera(1960,電視節目)──客串演出
·The Laughmaker(1962)──編劇
·The Andy Williams Show(1962,電視影集)──客串演出
·Candid Camera(1960,電視影集)──編劇
·Caesar’s Hour(1954,電視影集)──編劇
·今夜(The Tonight Show,電視節目)──特別來賓
·Your Show of Shows(1950,電視影集)──編劇

March 27, 2005

我和鲍伯-迪伦(Bob Dylan) -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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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伯·迪伦(Bob Dylan)属于60年代。
  
  
    60年代,他二十多岁,和美国一样年轻。
  
    60年代,他抱着一把木吉他,沙哑粗糙地唱着民谣,从明尼苏达的矿区走来,并不高大茁壮的身影渐渐地在美国的背景中清晰起来。
  
    60年代,虽然有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和希腊公主结婚,以及美国人诺曼·博劳克成功地培养出比原产量高三倍的高产小麦新品种这样能够让人高兴的好消息,但60年代是整个世界动荡的年代,短暂的好消息不能如方糖一样,稀释掉密布在整个60年代的灰色云层而让它变甜。
  
    60年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非洲的大饥荒,我国连续三年的人祸与自然灾害,估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肚子空空在挨饿。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一起号召与饥饿做斗争。
  
    60年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苏联进行核试验,美国恢复了地下核试验。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苏联要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争执不断,核裁军的呼吁不灵,据统计:苏美两国拥有的核武器的爆炸力相当于世界人均三吨TNT的爆炸力。整个世界坐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火山上。
  
    60年代,是一个运动的年代,整个世界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不仅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欧洲也是学潮不断,美国出现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运动,意大利出现了工人罢工运动,拉美不少国家跟随卡斯特罗搞革命运动,骚乱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60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没过多久,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
  
    60年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年代:苏共22大召开后的非斯大林化,苏联武装占领布拉格,我们和苏联的珍宝岛战役,柏林墙的迤逦建立⋯⋯
  
    鲍伯·迪伦的歌声就是响彻在这样的60年代。
  
    鲍伯·迪伦就像是上帝专门为60年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60年代的每一根神经。鲍伯·迪伦的诞生,宣布了50年代的结束,宣告了跨掉的一带和忧郁的布鲁斯、乡间民谣的50年代的结束。
  
    60年代初,鲍伯·迪伦在进行他的巡回演出之前,特意到医院去看望他所崇拜的病危中的上一代民谣大师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然后踏上他自己新的旅程。这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告别仪式,意味着50年代真的无可奈何也义无反顾地结束了。
  
    面对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鲍伯·迪伦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虽然,在60年代他也唱过类如《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那样的爱情歌曲,但他大部分唱的是那些激情洋溢的政治歌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队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者。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在60年代,他还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我忘了他是在60年代的哪一年唱的了,只知道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向一个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配以简单的木吉他唱了出来。那是一首原名叫做《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是一首有名的歌,以前曾经被传奇的老民谣歌手“铅腹”唱过,“铅腹”的另一首《昨晚你睡在哪儿》后来曾经被“涅磐”乐队翻唱。)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元钱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对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伯·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都唱得情深意长感人肺腑。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唱这首歌时,他说:“监狱看守实际是害怕乔治的,因为乔治太真实,他们被他凝重的感情所惊吓。”
  
    他是以深切的同情,以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弥漫在60年代的种种强权、战争、种族歧视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在60年代,他是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是那个逝去的年代的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的象征。
  
    在60年代,鲍伯·迪伦和我们一样,就像是一个“愤青”。对于如我这样也是和鲍伯·迪伦一样在60年代度过了整个青春期的人来说,听鲍伯·迪伦的歌没有什么隔膜,而是那样的亲切,水乳交融,肌肤相近。
  
    60年代,在饥饿的边缘上挣扎的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而我们却在一边饥肠辘辘一边热血沸腾地写下这样的诗篇:“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新点亮,要把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解放!”
  
    60年代,在反战的斗争中,我们也不止一次跑到天安门广场集合,伸出了愤怒的臂膀,呼喊着和鲍伯·迪伦一样的心声,只是没有如他一样唱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而是高喊着“正义在我们这一边!”
  
    60年代,在那些如火如荼的政治年代里,我们更是无比地投入,珍宝岛战役,就发生在我们插队的北大荒的乌苏里江上,离着那样的近,近在咫尺,我们抱着随时上战场而决一死战的豪情壮志,聆听着那枪炮声的召唤。即使离着那样遥远的布拉格,我们站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也愤怒谴责苏联的坦克车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并且蹲在白桦林的树墩旁写下诗的急就章,没有舞台和广场,就跑到插队的村里食堂里,把吃饭的桌子和椅子挪到一边腾出空地来站在那里慷慨激昂地朗诵。而在柏林墙建立的时候,我们正在挥舞铁锨,深挖洞,广积粮,大挖现在已经用来做商场和KTV包间的地下防空洞。
  
    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们更是和鲍伯·迪伦一样地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一样的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样的自以为是,激进冒失,根本听不进父母的话,而把他们当成挡路堵道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只不过,我们把鲍伯·迪伦唱的歌词都更为直白激昂地挥洒在大字报上去激扬文字⋯⋯
  
    我们和鲍伯·迪伦们多么的相似。我们当然听得懂鲍伯·迪伦那时唱的“来吧,两院的议员,请注意这个警告,不要站在门口,不要堵住走道⋯⋯外面有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马上震动你的窗,让你的墙壁嘎嘎直响。因为时代在变。来吧,父亲和母亲,全国的父亲和母亲,不要去批评你们不理解的事情,你们的儿子和女儿对你们的命令已经不听,你们的老路子越来越不灵⋯⋯因为时代在变。”(《时代在变》)我们也就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把鲍伯·迪伦列入红色共产党员的黑名单不会奇怪。
  
    60年代的鲍伯·迪伦和我们是同一代人,是同一类人。
  
    60年代的鲍伯·迪伦相信音乐的力量,以为音乐可以救这个世界,就像是那时的我们以为可以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
  
    60年代的鲍伯·迪伦出版他的专辑时把专辑的名字命名为“时代在变”,他相信时代在变,相信音乐能够使得时代改变。
  
    我们重新再听鲍伯·迪伦60年代的歌,是在看一本发黄的黑白老相册,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那是一代人逝去的壮丽的青春和梦想。
  
    鲍伯·迪伦用他一如既往的沙哑的嗓音、朴素的木吉他,偶尔用他那天籁般的口琴,吟唱在我们的心中,回荡在逝去的风中。
  
    2
  
    90年代的鲍伯·迪伦老了。
  
    日子真是不抗混,岁月很快就催老了一代人。
  
    90年代的鲍伯·迪伦已经不再用木吉他而改用电吉他。其实,他早就在1965年就用电吉他了,那时他遭到歌迷的反对和起哄,而现在人们早就已经习惯了他的电吉他。偶尔,他也会用“不插电”,也还用口琴伴奏,但那是偶尔而已,如同雨季里偶尔打把伞出门,让雨滴在雨伞上敲响清脆的回音,唤回一点往昔湿漉漉的回忆。
  
    如同退潮一样,潮水从沙滩上一点点消失,徒留下了青春的空贝壳和人去楼空的叹息。90年代的鲍伯·迪伦变化非常的大,他不再充当社会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他不再做正义和理想的化身,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开始歌唱个人化的感情,他把曾经从伍迪·格思里学习并加以彻底改造的膨胀成氢气球一样扶摇直上云天的民谣,重新改造回到了地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重新柔情荡漾起来。
  
    他开始唱爱情,不过那爱情是回忆中的爱情:“我不能等待,穿过午夜的街,周围都是人,空气在燃烧。我试图把事情想清楚,我不能再等待。我是你的男人,我试图重温过去甜蜜的爱⋯⋯我想着你和所有我们可以漫步的地方。”(《不能等待》)他一再把那种回忆中的爱情唱得格外凄婉,他似乎是生活在梦和永远不能忘记的回忆之中:“星期天我去教堂,她正好从那里经过,我的爱需要那么久才能够消失。我在你身上找到了我的世界,但你的爱不能证明是真的,在冰冷的铁的界限里,我离城有20英里,芝加哥的冷风把我撕裂。现实总有太多的头绪,有些事情比想象的持续得更长,而有些事情你永远不可能忘记。”(《冰冷的铁环》)
  
    他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似乎将过去自己的叱咤风云遗忘了,偏偏总是记起感情的失落和回忆中柔软易碎的部分,对世界充满疑问和迷惑。他一下子脆弱起来。他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他像是走到了世界末日似的,悲天悯人地唱了起来:“我顺着河流到达大海,我曾经到过这个充满谎言的底部,有时候我身上的负担似乎比我能够承受得还要多。天还没有黑,但快了。我出生在这儿,还将死在这儿。我在移动,但我站在这儿没动。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那么苍白麻木。我想不起来到这儿来是想带走什么,甚至听不到祈祷者的呢喃。天还没有黑,但快了⋯⋯(《天还没黑》)
  
    既然天还没黑,为什么要这样忧心忡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和60年代的鲍伯·迪伦截然不同。我知道他的变化并不是始于90年代,早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有了这样变化的萌芽,他只是在90年代长成了这样枝叶婆娑的大树,而不再愿意成为坚硬的岩石和迎风飘扬的旗。
  
    是因为90年代战争虽然还层出不断但毕竟不像是60年代那样紧张了?还是因为饥饿已经不再困扰地球了?或是意识形态的矛盾已经随着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而不再那样剑拔弩张了?或是网络时代的到来让人类的感情越发虚拟化也越发物化和个人化了?这样的背景下,需要的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奢靡和麦当娜那样的性感或赛琳·迪翁那样我心依旧式信誓旦旦爱的虚幻?已经不再需要鲍伯·迪伦的正义和激情、理想和信仰了?真的是快乐得猪已经胜过了思考的芦苇了?一代有一代的青春,一代有一代的偶像,一代有一代的歌唱。
  
    如果从鲍伯·迪伦本身来说,是因为他出了一次车祸差点要了他的命,或是离了一次婚又差点要了他的命,会是这样的命运的跌宕变化让他的音乐也随之颠簸起了动荡的曲线?
  
    我不知道,我无法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90年代的鲍伯·迪伦以这样的变化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鲍伯·迪伦在接见《滚石》杂志的记者时这样说:“当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时,正是我创作丰收的时候。你年纪大起来,将会变得更倾向家庭化⋯⋯”
  
    鲍伯·迪伦儿女情长起来了。
  
    90年代,他真的唱了一首这样儿女情长的歌,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唱给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百万英里》:“您带走了我真正怀念的一部分,我一直问自己像这样还能维持多久。您告诉我一个谎言,这没关系,妈妈。我曾试图离您近一点,但我仍然离您有一万英里远。您带走了银您带走了金,您把我一个人留在冰冷里。我在那些无梦的睡眠里漂流,把所有的记忆抛进深渊,做了那么多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我正试图离您近一点,但我仍然离您有一万英里远。”
  
    听这首歌,让我想起约翰·列侬那首同样唱妈妈的歌。同样对妈妈充满着一点怨恨,同样更充满着深深的爱和感人肺腑的回忆。更同样的是他们两人竟是如出一辙从社会的批判和介入的宏大叙事中回归到母亲的身旁。也许,当他们老的时候才发现母亲在这个变化多端而冷漠的世界上对于他们是多么重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才和他们拥有着唯一的血缘关系。
  
    90年代的鲍伯·迪伦,像60年代崇拜伍迪·格思里一样开始崇拜海明威。他曾经这样说:“海明威不喜欢形容词,他不需要去形容定义要说的事情,只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我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新的目标,和60年代鲍伯·迪伦的目标显然不一样,重视的是语言的表达而不是情绪和理想的宣泄。应该说,这个目标在《百万英里》这首歌里达到了。鲍伯·迪伦激流勇退了,从白浪滔天的大海回旋到了环绕母亲的清澈的小溪。
  
    其实,我们进入90年代后,和鲍伯·迪伦一样在变化着,只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岁月的轨迹刻在我们身上,不会像是树木那样留下年轮一样的清晰。残酷的政治运动已经没有了,再提起来下一代人会感到陌生,如今已经被体育运动所取代,疯狂的球迷已经替代了当年对政治运动的迷恋,手机短信和“伊妹儿”更是替代了当年的日记、情书里的悄悄话和大字报墨汁淋漓的揭发。饥饿是少数人的专利,高蛋白高脂肪高胆固醇和高三油甘脂已经让减肥成了世界性流行趋势。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理想而献身,成了愚蠢和傻冒儿的代名词,惟利是图已经不再羞怯,假冒伪劣已经畅行无阻,笑贫不笑娼已经深入人心,就是连内裤和安全套都要浮华地讲究名牌,绝对不再相信经过了岁月的磨洗蚌壳里会含有珍珠,而是早就心急气燥地打开蚌壳,就着掺了雪碧的红酒吃里面的蚌肉了。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发霉的青苔爬满我们的周围而我们自己以为是环绕的绿围巾,就实在是见多不怪了。
  
    和60年代曾经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我们自己相比,我们已经变得面目皆非。我们怎么可以要求同我们一起进入90年代的鲍伯·迪伦没有变化呢?鲍伯·迪伦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照见了他,同时也就照见了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和他一样吗,忽然到这个时候渴望真情起来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情已经和恐龙一样越来越稀少,而欺骗如同献花盛开遍布世界,让我们呼吸着它的毒气而以为是享受着芬芳,所以那一份遥远的真情才被我们自己珍惜起来。我们忽然梦想退缩在自己的驱壳里和母亲的怀抱里,自欺欺人以求抵挡被我们自己的手变坏和破坏了的世界。
  
    我们和鲍伯·迪伦一样,可以改用电吉他,用电子和多媒体来和这个世界抗衡,却再也无法重新拾起那把木吉他。木吉他上和我们曾经读过的红宝书一起已经是落满了厚重的灰尘。
  
    我们和鲍伯·迪伦一样,不再像滚石一样了,不再重返61号公路了,我们只是站在午夜的街上,看霓虹灯不停闪烁,看人群熙熙攘攘却过尽千帆皆不是,迷茫一片找不到自己的一个亲人。
  
    鲍伯·迪伦1997年出版了他的新的专辑,取名叫做《时光不在心中》(Time out of mind)这让我想起了他在1963年出版的那张名字叫做《时代在变》(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的专辑。同样是time一个词,他已经把它赋予不同的含义,60年代的鲍伯·迪伦把它称为“时代”,90年代的鲍伯·迪伦把它叫做“时光”了。
  
    90年代的鲍伯·迪伦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首政治歌曲,音乐救不了世界。”
  
    90年代的世界,柏林墙倒下了。
  
    3
  
    如今每次听鲍伯·迪伦,常常不时地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我在德国住了将近一个月,一天闲来无事,一家中国餐馆的老板开车带我到郊外一家非常大的超市,那里的东西很便宜。超市里正卖处理的各种CD唱盘,只要几个马克一张,真是便宜得几乎等于白给,因为在唱片店里,一张CD最少也卖上百马克。我忍不住便宜的诱惑,随手买了几张。那时我还没有现在的音响,但我正想买一个,而且我想在德国呆的这一个月省下的钱大概可以买一个不错的音响了。因此,虽然那时我对音乐特别是摇滚乐一无所知,那些英文和德文也不大认识,但就像是挑水果看模样俊俏一样只管看着封套印得好看就买下了。像是还没有房子,就先忙着结婚了,有点超前。
  
    没有想到,那里面竟有一张是鲍伯·迪伦的《鲍伯·迪伦的档案》(《Documents of Dylan》)。一共有七首歌,其中第一首就是《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
  
    绿色的底色中,年轻的鲍伯·迪伦抱着木吉他对着麦克风在唱歌。它跟随我十多年,常常在听,却是在几年前才知道他就是鲍伯·迪伦。
  
    也许,我和鲍伯·迪伦有点缘分。
  
    不知道是鲍伯·迪伦的时候,听这张唱盘,尤其是听《大雨将至》,也许是望文生义,总让我想起下雨的日子,你淋着雨,他走了过来,不是为了递给你一把遮雨的伞,而是和你一起淋在雨中,弹着吉他,喃喃自语,和你一样淋湿的头发和衣服,雨水打湿了他的吉他和他的歌,他就那么陪伴你唱着。
  
    知道了就是鲍伯·迪伦以后,依然是这种感觉。总觉得鲍伯·迪伦不居高临下,而是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就像是蹲在地铁出站口拉着二胡的老人,或像是站在过街天桥上旁若无人唱着歌的盲人,有点衣衫褴褛的样子,有点世事沧桑的意思,有点看破春秋演绎的眼神。也许,这种感觉有些奇怪,和鲍伯·迪伦本人完全不搭界。但那种感觉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和鲍伯·迪伦合二为一。
  
    有时,想起他出现在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的样子,当听到他的名字,所有到场的观众欢腾的情景,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摇滚歌手能够赢得如此值得骄傲的荣誉,他得到了。难道他不应该得到吗?约翰·列侬去世了,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人从上世纪60年代唱到世纪之末又接着唱到新世纪的到来。(2001年,他出版了新专辑《爱与偷》,可惜,我没有听到。)他和摇滚一起跨越了一个世纪。在万种欢腾瞩目中,整整六十岁的鲍伯·迪伦站起身来走向舞台的时候,镜头上他的脸如核桃皮一样坚硬而皱纹纵横,但我相信里面的仁儿肯定是软的,是香的。
  
    有的歌手只是和你萍水相逢,他的歌只是一杯酒,喝掉了也就喝掉了,消失在助兴的气氛里和你脸上暂时涌起的酡颜上。有的歌手是你走到哪儿,他都会跟你到哪儿的,他是你一生的朋友,从青春陪伴你到苍老。他的歌声就是你随时迸发的感情,说着你想说的话,走着你正在走着的路。
  
    鲍伯·迪伦就是这样的歌手。
  

March 24, 2005

我为什么生活 -(英)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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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单纯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心腑的怜悯。这些激情犹如狂风,把我在伸展到绝望边缘的旋涡上东抛西掷,使我的生活没有定向。我追求爱情,首先因为它叫我消魂,爱情令人消魂的能力,使我常常乐意为了几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我追求爱情,又因为它减轻孤独感--那种一个颤抖的灵魂望着世界边缘之外冰冷而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时所感到的可怕的孤独。

我追求爱情,还因为爱的结合,使我在一种神秘的缩影中提前看到了圣者和诗人曾经想像过的天堂。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尽管人的生活似乎还不配享有它,但它毕竟是我终于找到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力量,是这种力量使我在无常之上高踞主宰地位。我在这方面略有成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所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痈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也感到痛苦。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的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重活—次。

March 21, 2005

永远的披头士(from 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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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又译甲克虫乐队)毫无疑问是流行音乐界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力,拥有最多歌迷,最为成功的乐队。披头士乐队对于流行音乐的革命性的发展与影响力无人可出其右,对于世界范围内摇滚乐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影响了自60年代以后的数代摇滚乐队的音乐和思想,直接影响了摇滚乐的变革和发展,在英国,披头士乐队更是影响了60年代至今几乎每一支乐队的形成和发展。而乐队中四名伟大的音乐家,特别是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对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后辈摇滚歌手及音乐创作者们的影响持续至今。披头士乐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引领了轰轰烈烈的,被美国称为“英国入侵(British Invasion)”的音乐文化入侵浪潮,从根本上冲击了美国音乐的基础,彻底埋葬了“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王朝,统治了美国唱片市场,并影响了此后美国本土流行音乐的发展道路,对于美国唱片工业冲击形成的影响,时至四十年后的今天仍能找到遗留的痕迹。

  虽然从成立到解散,披头士乐队仅仅存在了十年的时间,但是乐队作为一个音乐文化的革命者,他们不仅拥有世界上最高,而且令后人难以企及的唱片销售纪录,而且他们的文化影响力也早已超过了其艺术的本身。披头士乐队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早已成为了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了英国文化和英国历史的一个商标,他们中的成员也有被英国女王加封晋爵。披头士乐队引领了六、七十年代世界各个国家的流行文化方向,成为时尚流行的风向标,关于披头士乐队的任何东西全部都成为了最具文化内涵的商品,而披头士乐队曾经使用过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以惊人的天价来拍卖。披头士乐队除了不计其数的登上各种杂志的封面以外,还经常登上世界多个国家的邮票和明信片等纪念品,他们拥有不计其数的相关主题博物馆和纪录片,电影等相关文化资料储存组织。除此以外,在世界上至今仍拥有大量的披头士乐队成员的职业模仿者,以及专业组织和评判模仿大赛的机构和组织。披头士乐队以及披头士文化早已成为人类在20世纪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永远铭刻,他们作为上个世纪流行文化的商标,从未受到任何的挑战。

  回溯披头士乐队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数不胜数的光辉成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初,这支神话般乐队的开始是从英国名城利物浦开始的。早在披头士乐队录制专辑轰动世界的五六年之前,这支看起来和其他无名乐队并没有太多区别的音乐团体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流行起了噪音爵士乐,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约翰·列侬(出生于1940年10月9日,1980年12月8日在美国纽约遇刺身亡)就是当时追逐潮流的一个叛逆青年,1956年,16岁的约翰·列侬在利物浦一处教堂里结识了小他两岁的保罗·麦卡特尼(出生于1942年6月18日),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双子星走在了一起。1957年3月,正在高中读书的列侬购买了一把吉他,并且在高中校园里组建了一支名叫Quarrymen的噪音爵士乐队,乐队的名字来源于他们的学校Quarry Bank高中。保罗·麦卡特尼马上就加入了列侬的这支乐队担任另外一名吉他手,不久之后麦卡特尼的好朋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出生于1943年2月25日,2001年11月29日在美国洛杉矶因恶性脑肿瘤去世)也加入了乐队成为了第三名吉他手,与此同时也陆续的有其他乐手临时性加入并退出这支高中校园里的乐队,其中留队时间较长的是乐队的鼓手柯林·汉顿(Colin Hanton)他于1957年加入,于1958年退出。最终,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和乔治·哈里森这三名利物浦吉他手在50年代末构成了Quarrymen乐队的核心稳定阵容。

  1960年3月,约翰·列侬的大学同学兼好友,才华横溢的贝斯手斯图亚特·苏茨里费(Stuart Sutcliffe,出生于1940年6月23日,1962年4月10日因突发型脑出血病逝)加入了Quarrymen乐队,同时他建议乐队更名为甲壳虫乐队(the Beetles),1960年夏天,Quarrymen乐队把名字变更为银色披头士乐队(the Silver Beatles),一直缺乏固定鼓手的乐队也找到了合适的鼓手彼德·贝斯特(Pete Best,1941年11月24日出生在印度Madras市)加入,同年8月份,乐队正式定名为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随后披头士乐队前往联邦德国的汉堡作为乐队在欧洲的起点,但是汉堡的经历却为披头士乐队泼了一头冷水。在汉堡,劈头士乐队虽然非常成功的在当地的一些俱乐部站住了脚,并且成为了当地一支小有名气且颇受欢迎的乐队,但是在1960年末,由于乔治·哈里森尚未成年,所以他们被西德方面遣送出境,披头士乐队再次回到了英国的利物浦,但是乐队通过在利物浦的一些演出渐渐成为了当地较为知名的小乐队。

  1961年3月份,披头士乐队再次回到了德国的汉堡,去作为汉堡歌星托尼·谢里丹(Tony Sheridan)的后备乐队来参与专辑的录制工作,在此期间披头士乐队也创作了一些歌曲,但是没有被发表,不过这些音乐在披头士乐队成名之后陆续的被发行,这些早期作品证明了他们从这时开始就已经开始展现自身的才华了。与此同时,披头士乐队在利物浦的事业发展则日渐辉煌,在当地的俱乐部和酒吧的演出使他们渐渐从一支地下乐队逐渐的走向当地音乐文化的前台,在利物浦和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地区,披头士乐队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忠实的歌迷和听众群体,而他们在卡文俱乐部(Cavern Club)经常性的演出表演早已成为了流行音乐界的一个传奇,整个1961年,披头士乐队的一系列活动为他们日后的成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但是同样在1961年,乐队的贝斯手斯图亚特·苏茨里费却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去完成他的学业,保罗·麦卡特尼转而成为了乐队新的贝斯手,乔治·哈里森成为了主吉他手,约翰·列侬担任节奏吉他,彼德·贝斯特担任鼓手,但同时他们在演唱和表演的时候又经常互换和演奏其他各种乐器,而每个人几乎都是乐队的主唱歌手。

  在1961年,披头士乐队在利物浦演出和表演的过程中,乐队从最初时候的仅演唱翻唱曲目,到后来乐队成员自行创作歌曲,特别是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两个人相互合作创作了大量在日后脍炙人口的歌曲,同时他们也开始了自己音乐风格的探索,从最初的噪音爵士乐,到逐渐从民谣,布鲁斯,R&B音乐和摇滚音乐中汲取精华加以融合,形成自己的风格,同时开始了在各种乐器演奏技巧并将其融入乐队音乐的摸索。同是在这一年,披头士乐队的忠实歌迷,乐队前贝斯手苏茨里费的女朋友Astrid Kirchherr突发奇想,让乐队的所有成员全部把头发剪成拖把头一样的发型,这一起怪诞的想法变成了现实,这一发型也成为了披头士乐队成名以后的商标之一,并且带动了后来的流行方向。不过并不是乐队每一名成员都非常乐意把头发剪成拖把头一样的发型,乐队的鼓手贝斯特就特例独行的留着和乐队其他成员完全不同的发型。1961年底,披头士乐队的巨大潜力被利物浦的唱片店老板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生于1934年9月19日,1967年8月27日由于吸毒过量死于伦敦的家中)所发现,并且在不久之后成为了披头士乐队的经理人,他成功的运作即将把披头士乐队带上世界音乐的颠峰。

  1962年1月1日,披头士乐队前往Decca Records唱片公司试音,但是最终被唱片公司管理人员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回绝,并且声称,吉他乐队已经没前途了。此前他们已经被多家唱片公司所拒绝,但是在爱泼斯坦的带领下,披头士乐队再次前往百代(EMI)唱片公司的下属Parlophone公司碰运气,经过试音之后,唱片公司制作人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在1962年5月9日和披头士乐队正式签约。除了忙于和唱片公司的签约谈判,披头士乐队还继续在德国和英国进行演出,而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后的爱泼斯坦开始潜心包装乐队的形象,除了已经形成的发型之外,还在着装等各方面打造披头士乐队,1962年8月16日,不合群的鼓手彼德·贝斯特被爱泼斯坦开除出队,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议,而他的被开除原因也是被传说的多种多样,有说法称贝斯特的离队是因为他不合群体的着装打扮和发型,也有说法称贝斯特是因为古怪多变的性格,以及乐队其他成员嫉妒他良好的形象,特别是在女性歌迷中的地位而被开除,还有说法称制作人乔治·马丁对他的鼓技不满。最终,利物浦土生土长的鼓手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原名Richard Starkey,生于1940年7月7日)被应招入队取代了彼德·贝斯特,而乐队的成员也实现了清一色的利物浦本土化。而1962年对于披头士乐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乐队的前任贝斯手斯图亚特·苏茨里费因脑出血病逝,年仅22岁。林戈·斯塔尔加入之后,披头士乐队立即开始了乐队第一支单曲《Love Me Do/PS I Love You》的录制。在这首单曲发行之后,顺利的排进了英国单曲榜的前20名,据说爱泼斯坦为了乐队的单曲能够进榜而自掏腰包购买了一万张,同时,披头士乐队也正式成为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固定表演嘉宾,从1962年到1964年,披头士乐队共在BBC进行了50多场表演。

  1963年,披头士乐队的第二首单曲《Please Please Me》迅速成为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单曲,同时这首单曲也被公认为是“英国入侵”浪潮的标志性单曲。随后披头士乐队发行了第三首单曲《From Me to You》同样成为了英国单曲榜冠军。1963年3月22日,披头士乐队发行了第一张专辑《Please Please Me》,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后迅速成为了英国专辑榜的冠军,并且在冠军位置上异常惊人的连续称霸了长达30周的时间,这在英国引起了轰动,上至皇室宗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被披头士乐队的音乐所吸引,无论男女歌迷都为之倾倒,这些狂热者们也拥有了自己的专有名词“Beatlemania(披头士狂)”。披头士乐队的音乐在这时候已经初步成型,他们富有活力的音乐迎合了战后英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求文化解放的思潮,带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同时他们的音乐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和音乐元素,无可挑剔的音乐旋律以及谐和的音乐融合,兼有活力四射的吉他演奏以及诗意般的歌词和极其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因而迅速主宰了英国的音乐市场,也带动了整个英国文化的发展,保罗·麦卡特尼和约翰·列侬成为乐队音乐创作的核心,两位天才之间的完美配合成为了音乐界的一段佳话。而制作人乔治·马丁卓越的制作才能也被人们所肯定,他完美的理解了披头士的音乐,并且精妙的音乐和器乐编排,成为了披头士音乐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披头士乐队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音乐陷入一个程式化的怪圈,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音乐停滞不前,而是不断的摸索前进,进一步的去发展完善自己的音乐风格,并且在编曲,创作,以及器乐的表演方面进一步提高。披头士乐队在1963年底发行的第二张专辑《With the Beatles》,除了进一步的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之外,也充分表现了乐队在作曲以及各种乐器的演奏配合和编排上的成熟,他们用多种不同的乐器创造并完美的演绎了许多不同的音乐旋律以及把他们谐和的编排在一起,此时的披头士乐队已经具备了高出其他任何人一筹的王者实力,到1963年底,披头士乐队已经初步的统治了英国的音乐,狂热的歌迷们遍布英国的每一个角落,仅仅发行了两张专辑,但是披头士成为了文化现象。

  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显然不会对英国的疯狂充耳不闻,百代公司在美国的伙伴Capitol公司成为了最先的获益者,他们发行的单曲迅速席卷了美国的单曲榜,1964年初,Capitol公司发行了披头士乐队第一张美国专辑《Meet the Beatles》,结果他们在美国引起了并英国更剧烈的疯狂,专辑发行后不久,披头士在电视节目《The Ed Sullivan Show》中出现,结果吸引了全美超过七千三百万的观众收看,美国同样出现了极大量的披头士狂热者,披头士乐队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最具轰动效应的乐队。同样,由于披头士乐队的出现,也掀起了“英国入侵”浪潮。从此之后,披头士的每一张专辑,每一首单曲都可以在大西洋两岸非常轻松的成为排行榜的冠军。他们对于唱片市场的统治地位,再没有任何人和乐队可以对他们形成任何冲击。1964年,披头士乐队出演了第一部电影《A Hard Day’s Night》在这部类似于自传性质的电影中,除了电影上的欢快活泼的音乐喜剧形式赢得了巨大的票房成绩和影评界的广泛好评以外,乐队贡献的电影原声更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列侬和麦卡特尼的完美依然在继续,英国摇滚风格的音乐除了在英国引领音乐的发展之外,还逼迫着美国的一些慢节奏民谣歌曲风格的乐队和歌手投入到了摇滚音乐之中,就连美国音乐的象征“猫王”埃尔维斯也开始做出变化以对拯救自己的音乐市场做垂死挣扎。在这部电影原声中,乔治·哈里森受到了美国“革命的音乐诗人”鲍勃·迪伦(Bob Dylan)扔掉木吉他,拿起电吉他唱摇滚的影响,第二个拿起了电吉他来演奏摇滚歌曲,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摇滚音乐革命性的变革并影响了摇滚乐以后的发展。

  随着披头士乐队成功的冲开美国唱片市场的大门,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等众多的英国乐队在此后一拥而上,从根本上冲击了美国音乐市场,“英国入侵”轰轰烈烈的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了,但是始终没有任何乐队对披头士乐队的地位形成威胁,而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一起成为了后来摇滚乐发展的教父级人物,英国的众多乐队影响了此后的数代美国摇滚音乐歌手和乐队的风格和思想。从1964年到1965年,披头士乐队又发行了《Something New》,《Beatles for Sale》,《Beatles ‘65》,《Beatles VI》,《Help!》,《Rubber Soul》等多张专辑和电影原声,这些专辑除了继续轻易的获得巨大销量以外,虽然某些部分带有商业催生的色彩,但是绝大多数在音乐上也是不断的进步,在吉他演奏和其他各国乐器的使用融合上,披头士依旧是世界领先,并且他们不断的汲取其他音乐人的精华,列侬就从鲍勃·迪伦的歌词创作中吸取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经验,并且表现在了自己的音乐中,这种不断追求进步的状态使得披头士在音乐领域保持着持续进步的辉煌成就,而这期间的一些单曲也呈现出民谣和乡村风格,并且更多的注重了列侬和麦卡特尼个人感情的表达。除了发行专辑以外,披头士还增加了全球性的巡回演出,这使他们的辉煌和巨大的影响里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他们的歌迷开始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同时,他们所主演的电影《Help!》在票房商业取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功。

  1966年,披头士乐队又发行了专辑《Revolver》,这张专辑依旧在世界范围内热销,不过这张专辑的风格却开始更加趋向于迷幻音乐,虽然这种变化是非常成功的,编曲,旋律,吉他的表现都依旧是协调组织的非常完美,但是此前听多了披头士那种摇滚风格的歌迷却有一部分声音认为披头士应该继续自己的器乐和声乐表现非常完美的摇滚乐风格,而不应该趋于迷幻色彩。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是绝大多数的披头士狂热者仍旧继续着自己的狂热,专辑中多首单曲仍然在世界各国轻松的成为排行榜冠军,续写着披头士乐队以前的辉煌。在1966年发行的另一张专辑《Yesterday…And Today》封面却引起了相当巨大的争议,由于封面的生肉以及屠杀玩具娃娃的封面来抗议Capitol唱片公司控制他们唱片在美国市场的生杀大权,结果这些唱片在送往唱片店不久尚未发行的时候就被封存禁止发售,直到一个星期之后封面重新换成了普通图案之后才再次上市发售,而现在拥有那张专辑原始封面的唱片其珍藏价值早已超过数万美元。同年,乐队又因为列侬的“披头士比耶稣更受欢迎”的言论而一度遭到了电台和媒体的封杀,但是这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媒体就妥协了,在披头士道歉之后,他们重新对披头士敞开了大门,似乎披头士确实比耶稣更受欢迎。但是乐队在1966年8月29日结束了在旧金山Candlestick公园的演唱会之后,就宣布暂停巡回演出,集中精力在录音室去做音乐创作。但是媒体却广泛的认为乐队即将解散,特别是乐队的成员在注重乐队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个人音乐的发展,更加刺激了这种说法的蔓延,不过披头士最终以新单曲核心专辑的发布而彻底打消了媒体的各种猜测。

  1967年,披头士乐队发行了专辑《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这张专辑不仅让披头士继续着流行和摇滚乐界的统治性地位,同时也是披头士出色的迷幻音乐专辑,多种乐器的混杂以及多首歌的混录等,旋律、编曲、歌词、器乐等各方面仍旧是无可挑剔,同时专辑中歌词所流露出的嬉皮士态度,再一次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年轻人的思想,披头士再次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文化思潮,因而虽然他们的迷幻音乐以及生活上开始服用迷幻药的做法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不过披头士却依然扮演着青年人先锋的角色,披头士依然是文化的先驱,不过他们的音乐却开逐步的离开摇滚乐转而向着流行音乐的方向发展和变化。1967年8月27日,披头士乐队的经理人,为乐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爱泼斯坦由于吸毒过量而死在了伦敦家中,种种迹象表明,爱泼斯坦可能是蓄意服毒过量自杀。失去了经理的披头士突然变得有些混乱无主,他们自编自导拍摄的第一部电影《Magical Mystery Tour》在BBC播出,但是最终遭到评论界的口诛笔伐以及媒体的刁难,虽然电影的原声专辑仍旧受到了歌迷们的疯狂欢迎,但是这一切却成为了披头士乐队出现崩溃的开始。

  1968年,披头士乐队在爱泼斯坦去世之后建立了自己唱片公司Apple Records,用来管理和组织乐队的财政问题。但是披头士乐队成员多年来对于印度宗教的追捧却在这时达到了极至,他们偷偷的来到了印度,潜心修行印度宗教,但是随着媒体的刁难和追逐,乐队成员最终被迫离开了印度,并且放弃了宗教方面的学习。同时由披头士乐队制作音乐的另一部动画片《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再次遭到媒体和批评家们的责难,不过歌迷们的狂热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减弱,影片同名主题歌《黄色潜水艇》也已经成为了披头士的经典作品之一。1968年末,披头士乐队发行了双唱片的专辑《The Beatles [White Album]》,这张专辑在进一步巩固他们在歌迷群体中影响力的同时,又重新赢得了各方的好评,重新证明了乐队成员的大师级水平。在这张专辑中,披头士乐队放弃了迷幻音乐,转而继续坚持以吉他为主的摇滚乐,并且继续展示他们的多种风格融合以及多种乐器的演奏能力和编曲等才华,这张专辑也成为了披头士乐队最经典的专辑之一。但是在专辑辉煌的背后,披头士乐队不可调和的原因逐步的被暴露出来了,与早期音乐创作和表演时相比,此时的披头士音乐已经开始出现个人化程度过高的现象,一首歌并不是由集体或者个人创作出来之后再由乐队集体来表演,而是某个人创作出来一首完全适合自己来演唱或者表演的歌曲,由个人展示才华,乐队的其他成员只是伴奏,在歌曲中并没有什么表现机会,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的就是两大天才列侬和麦卡特尼,两个人只创作适合自己个人的单曲,而越来越少的为乐队整体创作音乐,这是乐队的集体音乐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列侬和麦卡特尼两个人明争暗斗的恶性竞争,各自创作各自的音乐,并且在爱泼斯坦去世之后,列侬和麦卡特尼两个人都希望能够由自己一个人统领乐队,但是双方又不能相互心服,而只能暗地斗争,并且屡次在录音室争吵,列侬还在此期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更为棘手的是,在列侬和麦卡特尼明争暗斗的同时,同样富有创作才华,特别是极其富有编曲作曲以及演奏天赋的乔治·哈里森也渐渐因为自己年龄最小而在专辑制作时受到的一些不太公正的对待而感到不满,比如更少的作为领唱,创作的单曲也更少的被收录在内等情况,同时乐队的相对内敛的鼓手林戈·斯塔尔也开始不能忍受由于不是乐队原班人马而受到的各种不平等对待,比如平时基本看不到斯塔尔担任领唱,甚至连乐队的合影中,斯塔尔的单人照也是四名成员中最少的。披头士乐队不可调和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乐队团结的危机一触即发,所幸的是,当时的媒体在此时尚未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与这些矛盾同时出现的还有列侬的爱情问题,列侬此时已经和日本女星小野洋子(Yoko Ono)深深的坠入了爱河,尽管遭到了乐队其他成员以及大量歌迷的一致批评,但是列侬依然是执著的和这个日本女人在一起,并且因此时常影响乐队的计划。

  1969年初,披头士乐队的成员间再次出现了分歧,麦卡特尼主张乐队重新恢复大规模的巡回演唱会,但是其他人决定继续在录音室内录制新专辑,并且暂定名为《Get Back》。但是乐队的录制计划却非常的不顺利,麦卡特尼表示不同意,而哈里森又暂时性离队,并且在归队以后带来了美国的键盘手比利·普雷斯顿(Billy Preston)作为乐队固定的键盘手,同时为了缓和一下乐队四名成员间的不和谐气氛。但是遗憾的是乐队新专辑的计划最终流产,乐队此后只是为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制了少量的几首单曲而已。随后在1969年1月30日,披头士乐队在伦敦Apple Records唱片公司的房顶上举行了即兴的小型演唱表演活动,但是在表演结束之后没有人会想到这竟然是他们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公开表演。但是在1969年春天,披头士乐队原本准备录制的专辑中最好的两首单曲《Get Back》和《Don’t Let Me Down》以单曲形式发表,并且依旧在全世界各地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歌曲,世界上的披头士热潮并没有降温,大量的披头士狂热者们依旧保持着狂热。可是更大的矛盾在不久之后到来,保罗·麦卡特尼在3月12日和美国摄影师琳达·伊斯特曼(Linda Eastman)结婚,几天之后,约翰·列侬也正式迎娶了日本女星小野洋子,关键的问题随后出现,麦卡特尼坚持由自己的岳父李·伊斯特曼(Lee Eastman)作为乐队的新经理,但是乐队的其他成员最终聘请了美国商人艾伦·克莱恩(Allen Klein)担任了乐队的经理。披头士乐队在1969年中期最后一次走进了百代公司的录音室,和制作人乔治·马丁一起去录制专辑《Abbey Road》。这张专辑中,尽管多个部分是四名成员分开录制的,但是乐队却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统一,四名音乐家在这一时间里又重新发挥出了最高的艺术水平,同时在音乐旋律,编曲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而在歌曲的音乐音乐创作方面,哈里森也和列侬以及麦卡特尼平分秋色。乐队成员间最后的努力最终缔造了这张完美的专辑。最终这张专辑在市场上又继续了披头士的时代,疯狂的披头士迷们继续无限制的发挥着自己的热情,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此时的披头士乐队,解散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此时由于披头士乐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公开表演,以至于在美国大陆产生了许多谣言,有一种说法认为麦卡特尼已经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因车祸而去世,现在只不过是一名出色的模仿者替代了他,而这些想象力丰富者们的依据则是根据唱片封面的艺术抽象性来判断出来的。然而真实的是,1969年9月,约翰·列侬提出退出披头士乐队,但是由于此时的披头士乐队正在于百代公司商谈续签合同的问题,列侬退队的事情就被临时搁放下来。

  进入1970年,披头士乐队再也没有录制一首歌,乐队的成员只是分开后,独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列侬和小野洋子为自己的乐队操劳,麦卡特尼准备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哈里森和其他乐队一起做巡回演出,斯塔尔则在拍摄电影,仅仅在一些公开露面的时候举在一起,并且形式上否认有关解散的传闻。整个世界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支正处事业颠峰的伟大乐队即将解散。1970年春天,由于需要再进行混音制作的1969年初录制的单曲加工制作完成,并且作为电影原声《Let It Be》正式面世,但是由于录制时间等原因,《Abbey Road》通常被认定为披头士乐队的最终专辑,不过这张专辑依然在全世界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因为此时的披头士热潮并没有减少。但是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的1970年的4月10日,保罗·麦卡特尼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他将退出披头士乐队,从此也宣告了伟大的披头士乐队即将进入历史。最初的时候由于人们还不了解情况,所以率先提出离队的麦卡特尼受到了歌迷和媒体的巨大压力,但是当一切渐渐清楚之后,人们似乎认为四名伟大的音乐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乐队的解体。而从乐队解体以后,Apple Records唱片公司也有名无实。1970年10月31日,麦卡特尼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完全解散披头士乐队,并且禁止乐队重组,经过长达一年的审理辩论之后,最终诉讼被法庭批准,披头士乐队从此以后再无任何希望重新复合。

  披头士乐队解散以后,乐队的成员也各自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发展自己的事业,哈里森在列侬和麦卡特尼的阴影里得不到施展的才华终于得以在世人面前展现,他组建了All Things Must Pass乐队,列侬则和妻子继续经营着自己的乐队(Plastic Ono Band),麦卡特尼的单飞生涯最为成功,他的Band on the Run乐队在商业上及评论界都获得极大的成功,在流行音乐界和摇滚音乐界续写着自己的辉煌,而最不顺利的则是斯塔尔,并没有太多创作才华的他在70年代初的时候只能是频繁的帮助各个前队友,做一些伴奏工作,并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问世。经过70年代之后,列侬的音乐在独立发展后越来越拥有伟大的思想和深意,歌词方面的造诣越来越深,而麦卡特尼则依旧保持着音乐的美妙旋律,哈里森依旧在器乐的表现上超出其他前队友,而斯塔尔则只能创作出相对不错的音乐,渐渐的趋于平庸,但是仍旧是一名优秀的音乐家,单曲和作品都曾经达到过非常辉煌的高度。应该说在70年代的时候,披头士的成员们由于披头士狂潮的延续,依然能够续写着自己乐队的传奇和辉煌,并且取得伟大的商业成就和非常高的评论。

  尽管在整个70年代,关于披头士乐队要重新复合的传闻连绵不断,但是在1980年,随着列侬在纽约街头被刺身亡,披头士彻底的进入了博物馆。而在进入80年代以后,前披头士乐队成员的作品销量虽然依旧非常受到欢迎,但是销量却呈现出了逐年下降的趋势,歌迷们已经渐渐的习惯了披头士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实,披头士乐队和披头士的前队员们正在慢慢的成为了记忆中的偶像和传说中的人物。虽然披头士乐队的前队员们的作品销量日益减少,但是披头士乐队的作品却依然释放着不老的光辉,除了不断的被其他新生代歌手所翻唱以外,乐队的专辑销售也一如既往的保持着非常高的销量,丝毫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退色,披头士仍然在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新歌迷。

  进入90年代,披头士乐队的三名剩余成员还有列侬的遗孀,就披头士乐队的各种版权的所有权问题最终在法庭上达成了基本的一致。这使得披头士早期的作品得以在90年代利用高新技术重新的发行,其中包括约翰·列侬创作的乐队未曾发表过的两首单曲《Free as a Bird》和《Real Love》也得以重新面世,这些专辑在推出之后依旧成为了唱片市场的畅销货,同时由于早期一些音乐作品的版权达成了一致,结果披头士乐队早期曾经在BBC的电视节目中表演的现场录音和录像,以及拍摄的关于披头士乐队的纪录片等等都有机会重新发行,这些CD和VCD在90年代陆续的被发行,解散二十多年的披头士乐队再次把经久不衰的音乐带给了后代。

  进入新世纪,披头士乐队依然经常有精选集或者翻录专辑问世,他们的这些伟大的音乐作品,在新世纪依然散发着永恒的魔力,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着几十年后的唱片市场,经常会在乐队解散数十年后继续成为排行榜的冠军。而当列侬离开人世的时候,为其举行追悼纪念活动以及参加守夜的世界歌迷多达数百万人,当2001年杰出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因病辞世的时候这种场面又再次重现,至今仍又一代又一代的性格迷被披头士的魔力所吸引,为他们的音乐所痴迷,披头士的音乐成为了人类的永恒。

  披头士乐队拥有着世界上各种唱片销量统计的最高纪录,全球拥有数亿张的唱片销量,并且每年仍有近千万张的增幅,大大领先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仅在美国就拥有将近一亿六千五百万张的销售纪录,领先亚军多达六千万张,几乎每两个美国人就拥有一张披头士的唱片。作为乐队整体,披头士乐队还曾经获得过八次格莱美奖。第一次是在1964年度第七届格莱美颁奖中,披头士乐队凭借单曲《A Hard Day’s Night》获得了最佳乐队奖(Best Performance By A Vocal Group),在两年后的第九届格莱美颁奖中,披头士乐队由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创作的单曲《Michelle》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Song Of The Year),专辑《Revolver》同时还获得了一个技术类奖项——最佳唱片封面奖(Best Album Cover, Graphic Arts),在1967年度第十届格莱美颁奖上,披头士乐队凭借专辑《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收获了年度最佳专辑(Album Of The Year)和最佳当代专辑(Best Contemporary Album)两项大奖,同时这张专辑又获得了两个技术性奖项——最佳非古典类录音工程奖(Best Engineered Recording - Non-Classical),以及蝉联了最佳唱片封面奖。1969年度第12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披头士乐队的专辑《Abbey Road》第二次获得了技术类的最佳非古典类录音工程奖。1970年度第十三届格莱美颁奖上,披头士乐队凭借《Let It Be》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电视音乐奖(Best Original Score Written For A Motion Picture Or A Television Special)。此后由于披头士乐队的解散一直未能再次获奖,直到1996年度第3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已经解散近三十年的披头士乐队包揽了格莱美三项大奖,凭借单曲《Free As A Bird》,披头士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流行乐队奖(Best Pop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而《Free As A Bird》的音乐录影带,以及音乐录影带《The Beatles Anthology》分别获得了格莱美最佳音乐录影带短片奖(Best Music Video, Short Form)和最佳音乐录影带长片奖(Best Music Video, Long Form),再次书写了披头士不老的传奇。

March 9, 2005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名句精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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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

  2.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3.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4.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5.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6.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干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

  7.无论何处,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虽然标准的提高不久便导致发现社会的最阴暗的污点,而人们不再愿意容忍这些污点,但是或许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从普遍进步中获得显著的好处。

  8.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于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9.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10.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11.“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 ——W·H·张伯伦

  12.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埃利·阿列维

  13.用社会主义一词说明其方法而不是其目标,把一个对许多人来说代表一个终极理想的名词用于一种特定的方法,或许是不公平的。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14.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在各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明智地选择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它是有关这么做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的争论。

  15.亚当·斯密:“虽则能够在最高的程序上有利于一个伟大的社会,但却具有这一性质,即对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来说,利润不足以补偿耗费”。

  16.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这一观念,仍然使大多数人感到胆寒,这不仅是由于这项任务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更多地是由于每一件事都要由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心来加以指导的观念所引起的恐惧。

  17.竞争和集中管理二者如果是不完全的,都将成为拙劣的和无效率的工具,它们是用来解决同一问题的只能任择其一的原则,把两者混合起来就意味着哪一个也不能真正地起作用,其结果反而比始终只凭借二者之一的情况还要糟些。或者换一种说法: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才能够结合起来。

  18.过去50年中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竞争法则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这个历史事实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虽然这种现象的程度常常被大大地夸张了。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后果,还是大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政策的后果。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发展的实际历史强有力地使人想到后者。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一下,现代技术的这种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使广泛领域中垄断的发展不可避免。

  19.大企业的高效率并未得到证明。被认为是破坏竞争的那种有利条件,在许多领域内并未显示出来,大规模的经济,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也并不一定产生垄断⋯⋯对效率来说最合适的一种或几种规模,可能在大部分供给量受这种控制的支配以前很久就达到了。大规模生产的有利条件必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的消灭这个结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应当注意,垄断的形成常常是规模大成本低以外种种因素的结果。它通过互相串通的协定而形成并为公开的政策所促进。当这些协定失效和当这些政策扭转过来时,竞争的条件是能够恢复的。

  20.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21.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

  22.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排列各种价值的顺序不仅是个人的排列顺序,而是在有理性的人们的自由讨论中,我们会使别人相信我们的顺序是正确的。

  23.从纯粹的并且真心真意的理想家到狂热者往往只不过一步之遥。虽然失望的专家的激愤强有力地推动了对计划的要求,但如果让世界上每一方面最著名的专家毫无阻碍地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的话,那将再没有比这个更难忍受和更不合理的世界了。

  24.试图指导私人以何种方式运用其资本的政治家,不仅是其本人在瞎劳神,也是在僭取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安心地授权给枢密院和参议院的权力;由一个愚蠢和专断到幻想自己是适于行使这种权力的人掌握它,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亚当·斯密

  25.在共同目标对人们并非一种终极目标而是一种能够用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的地方,人们才最可能对共同行动达成共识。

  26.在有限途径中选择,多数还是会找得出的;但相信事事都必定有一个多数看法,那就是迷信了。

  27.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28.如果民主制度决定了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又必定要运用不能根据定则加以指导的权力时,它必定会变成专断的权力。

  29.最能清楚地将一个自由国家的状态和一个在专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的状况区分开的,莫过于前者遵循着被称为法治的这一伟大原则。

  30.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31.康德:“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32.立法者的权力无限制这一观念,部分地是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结果。它又由于下面这种信念而得到加强,这种信念是:只要政府的一切行动都经过立法机关正式授权的话,法治就会被保持下去。然而,这是对于法治意义的完全的误解。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仍可能不符合法治。某些人在法律规定上有权按他的方式去行动,但这并没说明法律是否给他权力采取专断行动,或法律是否明白地规定他必须如何行动。很可能,希特勒是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式获得无限权力的,因而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但是,谁会因为这种理由而说,在德国仍然盛行着法治呢?

  33.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一个民主制度就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全的专制政治来。

  34.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形式法律的那种一般规则,而排除那种直接针对特定的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的强制权力的立法。它的意思不是指每件事都要由法律规定,而是指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够在事先由法律限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

  35.某些产业或活动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来从事的,因此,许多表面上针对一个产业或一个职业阶层的措施实际上是指向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一切极其充分地向所有那些希望了解计划怎样在实际中造成政治后果的人证实了,像“由政府控制产业发展”这种表面上无关痛痒的原则,会为那种歧视和压迫政策提供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36.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希莱尔·贝洛克

  37.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

  38.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

  39.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

  40.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41.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42.在竞争中,在决定不同的人的命运方面,机会与幸运常常是和技能与先见同样重要的。

  43.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

  44.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45.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

  46.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47.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48.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

  49.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50.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托洛茨基于 1937年

  51.经济保障这一概念与在这个领域内的许多其它用语一样,是不明确的,是含糊其词的,因此,对要求保障的普遍赞同可能是对自由的一种危险。其实,如果人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保障的话,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

  52.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这句话说得很好。

  53.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剥削中,从来没有哪种剥削比一个较不幸的生产者集团中的成员从一个基础稳固的集团那里受到的剥削更恶劣、更残酷的了,而这是对竞争进行“调节”所造成的。很少有什么口号比“稳定”特定价格(或工资)的理想为害更大了,因它在稳定一部分人的收入的同时,却使其余的人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

  54.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55.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 ——阿克顿勋爵

  56.罗素说得好,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求。

  57.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58.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59.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60.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 ——E·H·卡尔

  61.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

  62.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

  63.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

  64.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人民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泰晤士报》

  65.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张。

  66.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

  67.反对政府主要目标的大多数人竟然奴役本该自由的人,这是否公正或合理呢?毫无疑问,如果使用强力的话,少数人迫使多数人保留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比多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以最有害的方式迫使少数人与他们同为奴隶要更为公平。那些只寻求自己的正当自由的人,只要他们有权力而且起而反对的人数绝对不足以推翻它,那么他们总是有权利获得这一自由。 ——约翰·弥尔顿

  68.我们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并不是我们对物质福利有任何反感,甚或对它的欲望有所收敛,而是相反,我们拒绝承认任何障碍、任何可能有碍欲望之满足的与其它目标的冲突。

  69.有些人争辩说,我们己经以令人惊骇的程度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量,但可惜的是,我们在如何成功地利用社会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落后了。如果此话就此打住,那么它是相当对头的。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出对比并且争辩说,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

  70.联邦原则是使各个民族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际秩序、而对他们合理的独立愿望并不加以非分遏止的唯一形式。

  71.实际上,联邦制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它能够这样来设计:使得大多数有害的计划难于实现,而同时却给值得期望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72.如果都由一个大得远非一般人所能测度或理解的组织所独揽一切权力和作出大多数重要决定,我们将丝毫不能维护和培育民主。

  73.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适合于小国生存的世界,那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74.只有在一种既保证某些规章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保证有权执行这些规章的主管当局不把它们用于任何其它目的的真正的法律制度内,小国才能像在国内场合那样在国际事务方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75.联邦制组织原则只须善为运用,确能成为对世界上某些最为棘手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

  76.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

March 4, 2005

科学家谈交友规律:一生交友4百 保持联系不足40(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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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交400多个朋友,但保持联系的不足40人——

俗话说,你不能选择家人,但可以选择朋友。所以一个正常的自然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朋友,朋友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然而,其中有多少是知心好友,又有多少只不过是熟人?你敢肯定朋友也会像你喜欢他们那样喜欢你吗?如果几年不联系,这些朋友还会把你视为朋友吗?近日,英国《卫报》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交友现象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 (more…)

February 25, 2005

王安石不愿看到的结局:改革为什么会帮了腐败的忙?(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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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more…)

February 24, 2005

克隆人与伦理道德(From 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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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禁止任何性质克隆的宣言投反对票实在是没有什么意外,因为赞成和反对的分界线在于对人的定义。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邱仁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采访时讲得很清楚,美国等国把人和胚胎混为一谈,而邱研究员认为胚胎与人有本质的区别。这其实也是一个生命从何时开始的问题。即便是在美国,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生命开始于受孕的瞬间还是在胎儿从母体出来那一刻。邱研究员应该是赞同生命开始于胎儿离开母体以后。 (more…)

February 22, 2005

关于《独立时代》文/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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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真的有这么不同吗?不同道必须要对“人”作多种不同的定义?

  去年此时,我正在筹拍(《独立时代》)这部喜剧小品之际,国际人权组织正要在维也纳召开大会,几个亚洲国家成员,包括中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国,基于文化立场不同的理由,联合要求大会修改国际人权宣言。当时这项争议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当然我也一样;甚至《时代》杂志都以此为题做了封面报道。从此,“新儒家思想”之名响彻全球,我这喜剧小品也因此急转直下,追根究底地深入这个主题。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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